從朱熹與呂祖謙喪葬觀看“江南無族葬”辨
作者：鄭嘉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討所研討員）
來源：本文收錄于浙江國民出書社早先出書的《讀墓——南宋的墓葬與禮俗》，題目為編者所擬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月初六日丙辰
耶穌2022年10月30包養甜心網日
20世紀中葉以來，浙江及其四周地區清算的兩宋墓葬，尤其是南宋墓葬，數目眾多。可是，宋墓的系統收拾和綜合性研討并不為學術界所重視。《讀墓——南宋的墓葬與禮俗》是一部較為系統介紹考古發掘的南宋墓葬的學術論著。彭湃新聞經授權選刊《“江南無族葬”辨》一文。該文從風水、朱熹與呂祖謙喪葬觀的差異來辨析前人說的“江南無族葬”，提醒江南與華夏族葬墳場的差異及其成因。
“江南無族葬”是宋人的說法，廖剛《岑嶺文集》卷十一《夫人廖氏墓志》稱“閩中無族墳墓者”；朱熹聲稱江南“墳墓非如前人之族葬”，墓祭故以隨俗為是；陸游《放翁家訓》：“又南邊不族墓，世世各葬，若葬必置庵贍僧，數世之后，何故給之？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歲量給少米，拜掃日給之酒食及少錢，此乃久遠事也”；明初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三○《趙氏族葬兆域碑銘》說：“蓋年夜江以南拘泥于堪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
如前所述，江南既然存在必定數量的松散型家族墳場，前人為何又說“江南無族長期包養葬”呢？
江南多山多水，又惑于堪輿家，墳場呈現出與華夏迥然分歧的面孔。若以《周禮》或華夏族葬法的標準來審視江南，確實可以認為江南“無有族葬”。形法墳場尋求獨立的懷抱之地，與族葬沖突。清四庫館臣為東晉郭璞《葬書》所撰撮要稱：“葬地之說，莫知其所自來。《周官》冢人、墓年夜夫之職皆稱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擇地之明證。”將堪輿術（形勢派）視為族葬的對立原因，一語中的。
一、多占風水
試舉二例，足以說明“江南無族葬”。準確地說，是江南很少有人尋求多代人合葬，更不存在華夏形式的家族墳場。
寧波鄞縣史彌遠家族是顯赫的家族，史浩、史彌遠、史嵩之，“一門三丞相”，史彌遠、史嵩之是宋寧宗、理宗兩朝的權相。當其盛時，史氏家族當然有實力在家鄉實踐聚族而葬的意圖，但實際狀況絕非這般。
鄞縣東錢湖南宋史詔墓道石刻
以史彌遠一支為例。史詔—史師仲—史包養條件浩—史彌遠—史宅之—史堯卿系包養sd：史詔墓在鄞縣東錢湖鎮綠野岙村，史師仲墓在橫街村吉利安樂山烏竹坪，史浩墓在翔鳳鄉吉利安樂山采坑，史彌遠墓在年夜慈山北麓，史宅之墓址待考，史堯卿墓在“東湖年夜慈山秀峰夏家岙之原”，眾墓各自獨立，距離遙遠，互不相屬。
寧波東錢湖南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
以史嵩之一支為例。史詔—史木—史漸—史彌忠—史嵩之、史巖之—史玠卿系：史木葬鄞縣世忠寺；史漸葬下水村鳳凰山南麓，即今東錢湖南宋石刻公園地點；史彌忠墓在五鄉鎮寶幢王墳山；史嵩之墓在慈溪縣石臺鄉，即今余姚年夜隱車廄山，2011年經搶救性考古發掘，距離其祖父史漸墓約30千米；史巖之葬“紹興府余姚縣龍泉鄉”，即今慈溪橫河鎮梅湖水庫；而史嵩之長子玠卿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葬于“慈溪縣金川鄉東麓之原”。眾墓各自獨立，或在慶元府鄞縣、慈溪縣，或在紹興府余姚縣。
一代儒宗朱熹，包養犯法嗎也不曾選擇族葬。
朱熹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縣蓮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獎溪鐵爐嶺；朱熹父親朱松，初葬崇安縣（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后改葬崇安上梅里寂歷山，朱熹生母祝氏墓，在建陽天湖之陽；朱熹夫婦墓，在建陽唐石年夜松谷；朱熹長子朱塾，葬于建陽茶垱；次子朱埜，墓在建陽左衢村；三子朱在，墓在建陽永安寺后；朱熹長孫朱鑒，墓在建陽秦溪外里；曾孫朱浚，墓在建陽屍解里小溪包養妹。更有甚者，朱熹祖怙恃、怙恃，居然均未完成夫妻合葬。
建陽朱熹墓
墳場疏散，乃“多占風水”之故。朱熹科學風水，其墳場由術士蔡元定卜定，此事為人周知。朱熹妻劉氏卒于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次年四月下葬于建陽唐石，其間相隔半年，因為崇安墳場不睬想，朱熹“更呼術人別卜他處”，呂祖謙、張栻都曾寫信勸他勿聽信陰陽風水。
江南無族葬，一方面由于江南的天然條件與華夏迥異。元代奉化籍學者戴表元，以其祖墓為例，說“江南山稠水迫，難用華夏昭穆為穴，穴多者惟以磚槨隔分擺佈”；另一方面是南邊分歧于華夏的堪輿術數傳統，囿于形勢派風水教條，多占風水，如宋濂所謂“蓋年夜江以南拘泥于堪輿家，……無有族葬之者”。
方年夜琮批評朱熹多占風水：“惟白文公最喜風水，韋齋（朱松）與祝氏皆別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門人執紼者數日甚至，水心（葉適）笑之，謂其多占風水。”朱熹指責“永嘉之學”等異己學派一貫矯激，葉適則譏諷朱熹科學風水：“二鄭（鄭伯熊、伯英）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令郎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蔡元定）預卜躲穴，門人裹糗行紼，六日始至，乃知獵奇者固通人年包養心得夜儒之常患也。”
父子、祖孫多占風水，各自尋找佳域吉穴，這是江南很少人家謀包養軟體求合葬的重要緣由，偶有族葬，也包養網心得只是松散型的聚葬，與次序井然的華夏家族墳場最基礎分歧。從這個意義上說，江南確無族葬，即不存在華夏形式的族葬。
棲身址和墳場，是傳統家族重視的兩個禮儀空間。葉適譏諷朱熹喜陰陽家，致使墳場疏散，給子孫、友人的墓祭帶來未便。南宋初名相趙鼎，墓在衢州常山縣，其《家訓筆錄》第十三項“田產既不許朋分，即世世為一戶，同處棲身，所貴不遠包養條件墳壟”，即告誡子孫最好聚居在墓所四周，以便于族人墓祭，更利于聚族。
假如棲身址和墳場距離較近，宋人多樂意在墓志中予以強調。徐邦憲墓在武義縣西郊壺山腳下，據出土壙志載其葬地“往耕廬僅半里”。“耕包養價格廬”即徐邦憲生前在武義縣城內的居址——書臺山。書臺山在壺山腳斜對面，壙志說“僅半里”，數據基礎準確，“半里”應該是個很近的心思距離。但其子徐謂禮卻葬于城東，能夠是徐謂禮自擇風水之故。
徐謂禮夫妻合葬墓
麗水出土李垕為其亡室所撰《李垕妻姜氏壙志》曰：“余不勝伉儷情重，□遠葬，卜所居西偏地吉，顧視不勞舉足，年夜愜余意，遂以嘉定己卯十一月甲寅殯諸壙。至嘉定壬午四月乙酉乃定向親土焉，亦循陰陽家說云爾。”在時人看來，墓址接近居址是幻想的選擇，便于后人守墓、墓祭和生涯。但是，生涯和聚族的好處，仍然不包養意思成與陰陽家宣稱的短長相沖突。堪輿風水觀念對多數人具有決定性的短期包養影響，為尋求好風水，人們寧愿葬于遠離居址的處所。顯然，朱熹不曾考慮將墳包養意思場作為聚族的向心點。
朱子惑于風水的事實，對后世儒家標榜的價值觀形成了困擾。據明溫州永嘉人項喬《游九鯉湖武夷山紀事》，嘉靖十六年（1537）項喬游歷建陽考亭朱熹暮年舊居，得知朱熹子孫興盛，認為“皆公一人大德所鐘也，私有年夜造于全國后世學者，故宜然，或謂公善擇地里而然，今觀故居，虎高于龍，主低于案，則未必定；或又謂其葬韋齋、祝氏及所自擇葬三地，形勝異常，乃至然者，此尤事理之必否則也，吾不敢信”。項喬為朱子辯護，稱其子孫興盛，非因風水，乃因其品德功業；但是，朱子科學風水，事跡昭彰。稍后，嘉靖十八年項喬葬母婁氏時，“談風水者謂將晦氣于冢子冢婦，冢婦驚恐”，項喬特撰《風水辨》辨之，或問：“朱子，年夜儒也，兆二親于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子以程、朱為缺乏法乎？”項喬答曰：“兆二親于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謂朱子純孝之心，生怕一置其親于不善之地則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非圣賢正誼明道之本意天良也。況生則同室包養網站，逝世則同穴，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使二親而有靈，夫豈安于百里之暌離，而不抱長夜之恨乎。其所以屢遷者，或以藉以求蔭焉耳。嗚呼！其求之者力矣，何后世子孫受蔭，不過世襲五經博士罷了。豈若孔子合葬于防，崇封四尺，未嘗有興趣蔭應之求，而至今子孫世世為衍圣公耶！”終于承認科學風水是朱子的千慮一掉。
二、朱熹與呂祖謙喪葬觀的比較
朱熹、呂祖謙是乾淳年間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二人以同道之交，分別撰有《家禮》包養情婦《家范》，對喪禮各有較系統的收拾，但二人對喪葬的具體言行，頗多分歧，別有興趣味。
《朱子家禮》是指導普通士庶家族包養意思的祠堂禮、冠、婚、喪（葬）、祭儀禮的實用書，在后世成為指導家庭倫理綱常、日常生涯的基礎準則。《家禮》卷四《喪禮》是朱熹構思最早、用功最深、篇幅最年夜的部門，重要有三部門組成：第一為制作，即喪禮所需的服包養網dcard裝、器物的資料、規格尺寸、制作工藝，如缞、绖、杖、深衣等；第二為法式，從始逝世到成服、居喪到最后除服的各個環節，成服以前的初終、小斂、年夜斂，成服后的包養網評價治葬、反哭、虞祭、卒哭、祔，居喪期間的小包養甜心祥、年夜祥、禫等環節的儀式、服裝和器物準備；第三是服紀，即服制，以逝世者與喪主之間的親疏關系，確定包養網心得相應的服喪刻包養一個月價錢日和禮儀。服紀是喪禮中最繁難、爭議最多的部門。喪禮的復雜性與主要性，是婚禮、冠禮所無法比擬的。可是，喪禮中最復雜的法式和禮儀，并不體現在考古發現的墓葬物質遺存中。《朱子家禮·喪禮》著重強調技術性、法式性的原則和內容，尤其強調墓室“無使土親膚”的請求，而對與思惟觀念關系更親密的合葬、族葬、昭穆之類，則只字不提。這應該與《家禮》用以指導士庶日常生涯的性質以及朱熹的理念有關。
相對而言，呂祖謙《家范·葬儀》的條目設計加倍簡潔，凸起強調“進土為安”的常識，《葬儀》第一個條目就是“筮宅”：“既殯，謀葬，擇地得數處。執事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開門見山，強調人逝世進土的急切性。與呂祖謙《家范》比擬，朱熹《家禮》稍顯繁復，但更為體系化、程式化。當然，《家禮》又較司馬光《書儀》簡明。
呂祖謙《家范·葬儀》、朱熹《家禮·喪禮》均本于司馬光《書儀》和儒家經典的焦點價值，唯詳略有差。二人觸及的配合議題，在文本上的差異并不年夜，畢竟其經典依據年夜體重合，只是在內容的側重點和法式的系統性上有所差異。
武義明招山呂祖謙家族墳場
《家禮》《家范》的具體文本貌似年夜同小異，但在具體喪葬行為中，朱、呂二人差異極年夜。呂祖謙包養sd在武義明招山為其怙恃呂年夜器、曾氏以及前三任老婆經營喪事，均以“進土為安”為要務，在三個月以內完成下葬。據考古勘察所知，呂祖謙和前韓氏、后韓氏墳場位于明招山年夜坑的小山丘，并無好形勢可言，墓室也簡陋。朱熹說：“因說地輿曰：‘程師長教師亦揀草木旺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呂祖謙）卻只是胡亂高山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理，居心不睬會，尤不是。’”呂祖謙于喪葬漫不經心，“只是胡亂高山上便葬”，朱熹對此深不以為然。
明招山出土的《呂好問壙志》
反觀朱熹，其對風水擇址和墓室密封性遠比呂祖謙重視。淳熙三年（包養網ppt1176）十一月，朱熹為亡室劉氏尋找墳場，頗費周折，曾惹起呂祖謙批評。至于朱熹改葬生父朱松，而其生母祝氏墳場“東北距先君（朱松）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朱熹為長子朱塾治喪，從“初終”到下葬，相隔近兩年。處處與呂祖謙分歧。
朱、呂二人喪葬觀的最年夜差異，尚不包養網ppt限于此。開禧三年（1207）進士、興化軍莆田人方年夜琮說：
呂氏自南渡來，子孫雖疏散四出，多歸葬婺之明招山，故成公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然或許謂呂之子孫不甚壽，亦祖山掘鑿太過也。惟白文公最喜風水，韋齋（朱松）與祝氏皆別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門人執紼者數日甚至，水心（葉適）笑甜心花園之，謂其多占風水。前輩之分歧蓋這般。
明阮元聲編《宋東萊呂成公外錄》所附《明招山墳圖》書影
呂祖謙出生于北宋富家東萊呂氏，華夏士年夜夫家族有營造家族墳場的傳統，安陽韓琦、洛陽富弼、藍田呂氏家族墳場均為其例。呂祖謙七世祖呂夷簡在北宋天禧年間置家族墳場于鄭州新鄭神崧里，遷祖呂龜祥、父呂蒙亨靈柩于此中。慶歷四年（1044），呂夷簡卒，亦葬該處。此后，諸子孫如呂公著、呂希哲等皆祔。宋室南渡前夜，神崧里已構成八代人聚葬的墳場，連呂好問、呂祖謙祖父呂弸中等人壽穴均已設定就緒。南渡以后，呂氏子孫疏散四出，但不分房派，從南宋初至元代，凡五代家族成員（包含少數第六代成員）悉數聚葬明招山，構成江南地區罕見的家族墳場。
河南安陽韓琦家族墳場
能夠與華夏故家富家的傳統有關，方年夜琮敏銳地發現，“成公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查呂祖謙《東萊呂太史集》，呂祖謙撰《金華時澐母陳氏墓志銘》，開篇即宣揚族墳墓“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邪譎怪之說未嘗出于其間”對于“維逝世生之年夜紀”的主要性包養管道，而註釋用來記述志主生平事跡的篇幅反而未幾；又如《金華游玠母陳氏墓志銘》，呂祖謙稱游玠“祖墓岸城濠，湫隘無以族昭穆，乃卜地于城之東”。呂氏不只鼓勵別人合葬、族葬，自家更在明招山踐行族葬，即所謂“族昭穆”。
事實上，呂祖謙的主張在當時的士年夜夫階層中產生了影響和示范效應，時人稱“呂伯恭辦喪葬，一切如禮經，除旦夕奠之外，無一事不焚紙錢，蓋其自負這般耳”。
與此相反，朱熹多包養金額占風水，致使墳墓疏散。方年夜琮稱“前輩之分歧蓋這般”，足見二人行為差別之年夜。因為天然環境、人文傳統、風水觀念的包養行情分歧，華夏、江南分屬兩年夜分歧文明區域，呂祖謙代表華夏傳統，而朱熹更具江南文明傳統的佈景。
華夏與江南，有分歧的歷史佈景和文明包養一個月價錢傳統。
《讀墓》鄭嘉勵著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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