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古代文學 西南作家群
對西南作家群這個文學史概念的闡釋，無法繞開“平易近族”這個要害詞。魯迅和胡風二人的威望評論奠基了用平易近族認識往說明西南作家作品的基調，促進了西南作家在上海文壇的成名，但也使得他們主動地成為右翼文學轉向反帝抗日文學的例證，甚至其后“國防文學”和“平易近族反動戰鬥的民眾文學”論爭兩邊爭取的疆場，不外這種見解卻疏忽了西南作家創作中自動建構平易近族認識的一面。質言之，筆者信任不是魯迅、胡風以先驗的平易近族不雅念來發明西南作家的創作特質，而是西南作家經由過程亡命作品所營筑的特異的時空感，使寬大讀者共情于“內陸之愛”，并使得事關生死的危機感升騰為平易近族共鳴，由此，文學抗戰敘事正式拉開年夜幕。
1936年《光亮》第1卷第7號附錄《西南作家近作集》，封面圖標由西南輿圖和918數字構成
一
活動的概念與古代性親密相干，齊格蒙特·鮑曼在《活動的古代性》中對此有深刻會商。他依據流體不固定、輕靈、非構造化等特徵，在時光意義大將“活動”視作古代性的標志［1］。活動性也是文學研討的新標的目的，活動性與文學彼此感化：一方面，活動性技巧變更及其引生的空間感觸感染影響了敘事構造和文學類型的衍變；另一方面，文學作為活動性的表征見證了活動性變遷，揭穿活動性政治，介入活動性實行［2］。是以，經由過程對活動性的思慮，能翻開從頭懂得抗戰時代的中國和中國文學的途徑。從“九一八”事情起，大量軍政部分、行政機關、教導和文明界人士，以及通俗大眾紛紜逃離西南失守區，連續地、有紀律地超出山海關奔赴邊疆。由此呈現了跨域活動的新情勢，即因部門國土被殖平易近侵犯而激發的境內亡命。對因保存和創作空間被侵占而自願往往關內的西南作家來說，活動開啟了他們跨越鴻溝、樹立關系性的摸索；同時聯繫關係著偽滿統治下的生涯記憶，遷移中的觀光體驗，以及在內陸取得的“重生”之感，為新的思惟認識和文學表示的產生供給了契機。
當西南作家流徙關內，在平津、青島、上海等地被問到是誰、從哪里來的時辰，內陸認識和平易近族認識開端在西南亡命者身上萌發。蕭軍在記載與蕭紅從哈爾濱亡命青島旅路過歷的散文《年夜連丸上》中，再現了內陸不雅念的天生時辰：在年夜連登船時，面臨差人的質詢，“二蕭”賜與“我是‘滿洲’人”的回應版主，而比及分開西南抵達青島下船時，他們夢境般地取得了內陸認識及心靈的救贖和回生。“第二天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才又從解凍里蠕活過去。‘啊！內陸！’我們夢普通的如許叫了！”［3］除了紀實性文字，類似的表述也呈現在小說《櫻花》中。在偽滿被捕的父親回到內陸與女兒團圓，對他們而言，內陸具有神奇的魅力：“就是太陽在內陸里也是新穎的！在新穎的太陽上面到處可以看到內陸的旗……內陸的同胞……”［4］西南亡命者將往往內陸想象為“回來”的航程，從未抵達的生疏空間具有了感情性的回屬意義。是以，從西南到關內的跨域行動，對西南作家來說是作為發明特別意義的義務而存在的，他們向內發明了“家鄉”，向外號召了“內陸”和“平易近族”。
“內陸”所指涉的寄義、實體和感情有著很長的汗青譜系，同是具有跨域活動經過的事況的魯迅、郁達夫等新文學作家，他們在古代異國取得了反不雅性視野，盼望經由過程發蒙大眾來改革本身的平易近族。譬如小說《沉溺》的開頭，在“我”與內陸的對話中內陸只是假托，因小我訴求無法完成，進而轉嫁為對國度落后的仇恨。與之分歧的是，西南作家筆下的內陸抽像從被改革的對象改變為具有凝集力的政治主體，并由此激起起大眾的酷愛和就義精力。1935年西南亡命先生的詩作《內陸》直白地表示了這一點：“內陸呀！！/我愿為你：——/流盡了我那一腔熱血，/染紅了遼沙！/沉沒了倭家！！”［5］無論是蕭軍、蕭紅書寫抗日主題的《存亡場》《八月的村落》，仍是舒群《沒有內陸的孩子》、羅烽《內陸的海岸》、孫陵《內陸》、白朗《內陸正等待著你》，此類直接以“內陸”為題的作品，都能從中歸納綜合出“內陸之愛”的感情形式。
值得留意的是“內陸之愛”的發生和接收經過歷程。蕭紅的《存亡場》是典範的活動性文本，小說的前兩章曾以《麥場》為名頒發在偽滿洲國刊物《國際協報》上，剩下的部門在青島寫完，全書在上海出書。文本創作和接收語境的變更使得《存亡場》前后兩部門存在意義滑動，在偽滿洲國的文明周遭的狀況中，缺乏抗日文學發生的泥土，《麥場》表示了西南村落的日常生涯。有研討者指出《存亡場》后半部門的調劑順應了上海文壇的詳細需求，“這是一種‘危機時辰’的瀏覽方法，實際語境對創作與瀏覽兩頭都施展著至關主要的影響”［6］。還需求誇大的是，正由於分開西南離開青島和上海，西南作家才更有能夠在文本中建構起平易近族認識的產生場景。小說前半部門《麥場》雜亂地浮現了階層、性別、城鄉等多重話語，但《存亡場》后半部門則集中地成為平易近族“覺悟底最後的階段” ［7］的真正的記載。文本經由過程村平易近的“宣誓”場景，重現了平易近族精力覺悟和國族成分確認的現場，村平易近們開端認識到，“我是中國人！……我要中國旗子，我不妥亡國奴”，“明天……我們往敢逝世……決議了……就是把我們的腦殼掛滿了全部村莊一切的樹梢也情愿”［8］。由此，《存亡場》前半部門所述大眾在持久生存亡逝世中積存的冤仇和氣力，會聚本錢能的對抗，蕭紅將這股含混的、辱沒的、被傷害損失的氣力引向詳細可感的平易近族認同。在西南作家看來，“那些原始的野生的力，表示在這個當兒，反而更能看出我們這個平易近族所積聚的力”［9］。這些原始力的積淀，成為平易近族對抗氣力的最後起源。同為活動文本，蕭軍的《八月的村聚會場地落》在“為逝世者祭”的典禮性格景中也刻畫了愛國認識和反動思惟的源起經過歷程，并經由過程義勇軍鐵柱的演說發動大眾反帝抗日。西南作家的戰時活動，使他們發生了“內陸之愛”的新感情，并經由過程書寫實行將其以高度光鮮和凝集的方法帶進關內文壇。
1935年奴隸社出書的蕭紅《存亡場》和蕭軍《八月的村落》
《存亡場》《八月的村落》等作品以西南失守的親身之痛召喚全平易近族的對抗，在此雙向互動中，既確認了西南本身的內陸回屬，也在讀者認識中發明出共識的感情構造。《存亡場》中的誓詞，《八月的村落》中的演講，除文本內的聽眾之外，還擬想了更年夜的聽者群，即上海以致全國的讀者。演講者經由過程論述語氣和聲響東西的品質的調理，“聲響不洪亮”——“聲響又放低了”——“聲響斷上去”——“最后他擴展了喉嚨，近乎嘶叫”［10］，來包管和擴展演說的後果。“聲響震蕩著氣流，震蕩著圍墻裡面的樹林，深深地，深深地向四圍山谷里往消沒……”［11］演說者的聲響如水波一樣向別傳遞的經過歷程也是情感分散的詳細象征。由此，每一位讀者都能激烈地感知到小說中人物所轉達的情感和抗爭精力，他們開端實在地認識到西南的失守是我族我土被損害。在此意義上，瀏覽的經過歷程也成為平易近族感情教學習得的經過歷程，《存亡場》被那時評論者看作“全部中國人所當必讀的教科書”［12］，從正面證明了這一點。
經由過程上面這段文字，可以進一個步驟探討關內讀者若何經過對西南作家作品的接收激起起配合感的：
（《西南作家近作集》）固然只小小的一冊，只收了八個作家的作品，可是我們曾經夠受了，我們的熱血給沸騰起了，我們的怒火給熄滅起了。……我們也不用辨清楚那能否是由于那種的事態使然；或是由于作者的表示的氣力……總之，我們是盼望著這種平易近族的食糧，我們需求著這種精力下情緒上的刺戰的國難的歌聲，它把我們從沉靜的昏暗的角落里拉出……我們是仿佛和火線的兵士們一同在歌頌，一同在抗戰。［13］
讀者經過瀏覽《西南作家近作集》，攪動起了他們惱怒、冤仇的情感，激蕩起對抗的熱血，借助仿佛與火線兵士一同歌頌、一同抗戰的想象，自發地參加此中。對他們來說，最具吸引力的是在激烈的共情狀況中，叫醒本身的抵禦意志，是以這本作品集被看作“平易近族的食糧”，讀者們愿意與作品中的人物一路為中華平易近族奮斗。在很年夜水平上，《西南作家近作集》的意義在于文本所具有的沖擊性和沾染力，可以或許調動起讀者的代進感。西南作家們被上海文壇採取，并敏捷成為抗戰文學的先聲和旗號，一方面，正如那時文學界所指認的那樣，他們帶來了真正的的失守區的西南之聲［14］；更深層的意義是，西南作家作品催生了因抵禦侵犯而從中國年夜地上發展出來的聚焦為反帝抗日的愛國熱忱。
西南作家群蜚聲文壇后，在上海呈現了一陣“內陸熱”。1936年《光亮》雜志登載了何家槐翻譯的托爾斯泰的《我的內陸》，向讀者推介蘇聯文學家對內陸的熟悉。1936年9月，中國巡迴劇團編排了法國劇作家薩都的汗青劇《內陸》，在上海卡爾登劇院演出，顫動一時［15］。“據陳綿博士說。在他翻譯《內陸》這個腳本的時辰。貳心里想著的倒是一己的內陸。”［16］看戲的不雅眾很不難聯想到失守的西南，“我們只準為佛拉芒喊內陸萬歲，卻不克不及為我們本身的國度說一句——‘××是我們的國土’”［17］。1937年，馮友蘭的演講《教青年熟悉內陸》［18］激發普遍追蹤關心，他誇大當下愛國教導的主要性并提出使青年清楚內陸的詳細方式。此股高潮，在塑造新的表示對象和感情情勢的同時，也使得愛國主義普遍傳佈。在西南與內陸的鏈接中，除了以感情直接表達的方法記載國度平易近族認識的產生之外，西南作家還發明了平易近族感情得以發生的時光感和空間感。
1936年《中華》雜志第46期登載的《內陸》劇照
二
“九一八”事情迸發、西南失守的影響不只是地輿意義上的國土危機，中國人懂得本身和世界的方法也隨之產生了變更，“平易近族”“國度”成為與每一位國人風雨同舟的詞匯［19］。1931年9月26日《至公報》上頒發的《“國度”的熟悉》，在“九一八”事情后迅疾地向讀者先容國度的性質、界說、組成要素，并表現“那是無可諱言的，歷來國人對于國度的不雅念之含混，亦是形成此刻惡果的近因。故此我們面前目今應當有一個了了而深入的國度概念在頭腦中，這是我們在此次‘年夜經驗’里，用莫年夜的價格換來的收獲”［20］。《“九一八”與中華平易近族回復活動》一文中稱中華平易近族的回復活動應在japan(日本)侵犯最邪惡的時辰向前邁進，平易近族回復在“九一八以后，為完成時代”［21］。從“九一八”事情始，“中華平易近族”成為最能連合國人的時期詞匯，以“中華平易近族回復”理念和話語為代表的全體不雅獲得了加大力度和深化［22］。
“九一八”作為主要的時光節點，轉變了此前無差異的時光認知。詳細的表示情勢是在通行的平易近國編年的基本上，疊加了一種意義深遠的計時方法，即繚繞著“九一八”周年事念呈現的“九一八編年”。如關懷西南題目的傅斯年在1932年頒發的《“九一八”一年了！》，茅盾的《九一八周年》，胡適《九一八的第三周年事念告全國的青年》等。以“九一八”迸發為原點時光的計時方法在西南作家群進場后，獲得更普遍的應用和發揚，成為“勿忘西南”“抗戰究竟”的標志。羅烽的《五年了！！！——留念我們慘痛的玄月，并致家鄉的善忍的伴侶們》、舒群《在夜深——留念“九一八”五周年》、羅蓀《寫留念文章——九一八的七周年》，都反應了西南作家此種新的時光處置情勢。那時各報刊紛紜出書“九一八”特輯，如1938年9月18日《至公報》的“九一八”七周年事念刊就以西南作家為中間睜開，此中《西南人的聲響》是該報記者在“九一八”七周年之際對于毅夫、關夢覺、閻寶航等亡命關內的西南文明界人士的訪談記載，《西南作家近影》陳述了“二蕭”、孟十還、高蘭等西南作家的行跡，同期還刊載了舒群《七年祭》、黑丁《遠遠的年夜地》等西南作家為“九一八”撰寫的留念文章。“九一八”計時法顯影了中國人的時光感觸感染和時期共鳴的最基礎改變，同時，顛末社會各界展開的“九一八”留念運動的宣揚感化，加之西南作家作品的強化和散布，逐步內化為全平易近族的心思事務和感情機制。
1938年9月18日《至公報》（漢口）第五版
《存亡場》作為表示平易近族感情產生時辰的標志性文本，“時光”是懂得它的鑰匙。小說前九章描述四時輪迴的村落生涯片斷，后六章講述村平易近的對抗故事，將在內在的事務和寫法上存在差別的前后兩部門銜接起來的是文本中的時光設置。從《麥場》到《存亡場》，作者增添了“十年”這一時光維度，將小說的兩個部門分屬于偽滿洲國樹立前后，并以“年盤動彈”表征“新時光”的開端。“年盤動彈”之前，是以麥田、菜地的發展、收割為中間的天然輪迴時光。文本以炎天割麥季開篇，“黃色的，近黃色的，麥地只留下短短的根苗”；小說的前半部門停止在夏日把麥子奉上麥場，“這雷同平凡的六月，這又是往年割麥的時節”［23］。小說后半部門中運動的時光被打破了：“本日的日子還不如昨日。洼地沒人種，上崗那些往日的麥田荒亂在那里”；“亡國了！麥地也不克不及種了，雞犬也要逝世凈”；“往日本身的麥田而今喪盡在炮火下，在japan(日本)兵的足下一定不克不及夠再長起來”［24］。麥地不再隆替，四時輪轉停止，舊時光走向終結，新時光開端了。在過渡性章節《年盤動彈了》中，作者寫道：“村人們在想：這是什么年代？中華國改了國號嗎？”［25］在此可以了了大眾思惟的改變軌跡，起首是感知到時光的變更，隨之發生了對于“中華國”的成分確認，平易近族危機就與時光感觸感染的變更聯絡接觸了起來，也開啟了文本后半部門義勇軍抗日與平易近族精力覺悟的敘事。《存亡場》以“年盤動彈”號召出的“新時光”，是以“九一八”事情迸發為肇端，以將來某一天抗克服利、趕走japan(日本)侵犯者為起點，從頭組織和盤算的時光。此前《麥場》的空間故事取得了時光意義，十年甚至更久以前村落的存亡輪回成為“新時光”之前積儲對抗氣力的曩昔，愚夫愚婦們的磨難作為一種原始氣力，因其為了平易近族國度迸發而重獲價值。在極新的時光中，鄉下與侵犯者“正相反的權勢也增加著”，“救國的日子就要離開”，村人開端“了解本身是中國人”［26］。小說后半部門繚繞著村平易近們餐與加入抗日斗爭、經過的事況掉敗，再重建起對抗的氣力睜開。整部小說以村平易近不再過炎天的蒲月節，而是往城里餐與加入步隊收結：
蒲月節，晴明的青空。老趙三看這不像個蒲月節樣：麥子沒長起來，嗅不到麥噴鼻，家家門前沒掛紙葫蘆，他想這一切是變了！變得如許速！（中略）
李青山的身子顛末他，他扮成“小工”樣子容貌，赤足卷起褲口，他說給趙三：
“我走了！城里有人候著，我就要往……”
青山沒提到蒲月節。［27］
在此意義上，“麥場”真正地成為了“存亡場”。西南作家對“新時光”的感知和表示，喚起了內陸讀者的時空感和平易近族感，“哈爾濱的村落，對于我們南邊人是陌生的，但也是最被我們所關懷的。由於，那里的村落，原來也是我國的國土，此中的國民，也可算是我們的‘同胞’”［28］。國人開端認識到西南是我們的一部門，西南的痛苦悲傷是全體平易近族中每小我都能體察到的痛苦悲傷。
左側為《存亡場》第十一章《年盤動彈了》；右側為1939年上海華盛頓出書公司出書的由張鴻飛繪制的丹青版《存亡場》的相干內在的事務，圖中遠景為荒涼的麥田，前景為侵犯者的旗子
鑲嵌在線性時光中的如許一段有出發點有起點的“新時光”，或稱之為“九一八時光”，并非純真的物理時光，而是融會了對西南失守的震動和痛心、平易近族的榮辱與將來等復雜語義，成為反復叫醒大眾配合記憶、感觸感染和情感的聚合性氣力。另一方面，時光劃分的變更，現實上是若何論述汗青和熟悉實際方法的變更。“九一八”作為國難的產生時光，也成為平易近族認識從頭確立的出發點，中華平易近族被論述成從覺醒中醒來，并將曩昔一切事務從頭置進與排序，宣佈進進平易近族回復突起的新階段。
新的計時方法和時光感知的背后是平易近族話語占有時光的經過歷程，“新時光”若何詳細地表示出來？又在此中發生出了如何的平易近族認識？西南作家是“新時光”的見證者和記載者。羅烽將“九一八時光”看作平易近族“巨大的留念碑”豎立的時光，“記住：/這巨大的留念碑，/記住：/是玄月十八日樹立起來”［29］。“新時光”成為白朗小我思惟的轉捩點：“我感激此次事情，是它從昏憒中把我拔救出來！”［30］此外，“從西南來”也為“九一八時光”增添了多重彼此聯繫關係的意涵。“九一八時光”是家鄉掉落、亡命內陸的時光，穆木天稱本身像吉卜賽人一樣，“七年的亡命/使我走遍了/內陸的海岸線！”［31］白黑作詩《十年的日子》：“十年的日子真長，/它使孩子變年夜。/年夜人變老，/白叟變的不克不及活了。/流落人，/丈量過沒有，/它有多深多長。”［32］對于以抗克服利、“打回老家往”為起點的西南亡命者來說，更主要的是由“九一八”所開啟的抗戰時光。流落、思鄉成為西南作家的創作底色，在“新時光”中進一個步驟轉化為抵禦的徽章和果斷抗戰究竟的決計。石光慨嘆：“我們在艱難奮斗中，曾經九年了。”［33］蕭紅在《寄西南亡命者》中呼吁沉溺墮落異地的西南同胞為掉往的地盤而盡力。“等候了七年的同胞們，純真的心急是沒用的，情感的焦燥不單無價值，而經常是明智的下降。要把迫切的心境放在任務的表示上才對。我們的地位就是永遠站在他人的前邊的阿誰地位。我們是應當第一個翻開了門而是最末走出來的人。” ［34］
三
從“九一八時光”所包含的新時光感動身，可以更好地輿解西南作家的空間表示。現有研討中對于西南作家群處所性書寫的闡述，或從抗日文學的角度贊揚西南作家的前鋒感化，或在鄉土文學的頭緒中將其回進描述西南鄉村題材的“懷鄉文學”。以上分類確切組成了對西南作家群創作樣態的基礎熟悉，可是也將其割裂成抗戰和鄉土兩個面向，無法描寫西南敘事的總體性。現實上，在西南作家的創作中，即使是不直接與抗戰、平易近族反動相干的家鄉回想文本中，也搭建起家鄉與內陸的感情連帶。此外，有研討者指出，20世紀40年月老舍、沙汀等國統區作家在小說創作中廣泛地加強了地區顏色，以處所性的風氣、文明積淀來塑造、表征平易近族抽像和平易近族精力［35］。與之分歧的是，西南作家所首創的新空間既不是在豐盛地區文學多樣性的意義上增添了一個地輿空間，也不是將處所性特征看成完成文藝民眾化、平易近族化的資料和手腕，而是在家鄉敘事中，營建出了一種平易近族配合體認識得以發生的空間關系與空間感知方法。
薩義德以為反帝抵禦活動文學的凸起特質在于地輿原因的重要性。“在反帝者看來，內在邊沿地帶的我們家園的空間被外來報酬了他們本身的目標而占用了，是以必需找出、劃出、發明或許發明第三個天然，不是遠古的、史前的，而是發生于以後被褫奪的一切之中。是以就發生了一些關于地輿的作品。”［36］面臨西南地盤的失守，中國常識分子起首表示出對掉往地盤的想象性恢復和爭取。假如追蹤關心到20世紀30年月學術界鼓起的邊境研討思潮，或許更能深刻地輿解這種恢復與西南處所敘事之間的聯繫關係。“九一八”事情后，邊境題目備受追蹤關心。1931年傅斯年等人撰寫《西南史綱》，從史地角度確定西南有史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門，稱“西南之為中國，在一切法令的意義及現實上，與河北或廣東之為中國國土無殊也”［37］。1933年新亞細亞學會出書《中國邊境》一書，詳記中國邊境的西南、外蒙、西江、西躲、云南及其接連諸國的地輿，盼望經由過程“研討邊境今昔之其實狀態而謀補苴缺漏之策”，“興國防平易近族安危之思”［38］。邊境研討的鼓起并不是孤立的景象，正如顧頡剛所言，“平易近族與地輿是不成朋分的兩件事”［39］。1939年“中華平易近族是一個”的會商也在此頭緒之中。在平易近族危機的語境下，邊境與平易近族題目配合界定了國度的地輿鴻溝和平易近族譜系。
西南文學異樣應當放在地輿和平易近族關系的視域中考核。西南亡命作家簡直都是以“關于地輿的作品”登上關內文壇。端木蕻良的小說《柳條邊外》頗具癥候性，他經由過程對家鄉景致的“言語繪畫”［40］，將西南帶進內陸讀者的認知之中：
可是僅僅是白漂水和蘑菇圈還描述不盡這當地風景。看呵！那沿這山麓盤虬而下的黃花松、火松、油松、赤白松……那渺遠的“窩集”！不知是那一朝代，山上卷來一陣暴風，或是什么過往神靈，路經此地，為了好玩，在袖里灑出一捧雪松子來，到家教第二天這漫山漫谷穿起了巍巍的甲胄，收回虎的嘯聲，雕的飛叫……人們儘管對著這窩躲不盡的奧秘，毫無措施地喝起彩來。［41］
作者在此以“看呵”約請讀者進進不雅看的場景，經由過程處所風景密集地審醜化展示，將天然景物看成一幅顏色豐盛的繪畫來描寫。由此西南復數的樹木、果實、禽鳥的先容、定名、分類的處所性常識改變成不雅看者的常識，曾被作為阻隔鴻溝的柳條邊以外的空間，成為可以認知、想象、達到的處所。端木蕻良不吝借助于“過往神靈”，供給“更具真正的性”的好漢發明神話，以此明白處所的屬性，并從頭擁有景致之地。孫陵曾在《邊聲》的“后記”中說明過西南作家向讀者浮現西南風景的緣由：“我了解關里人對于西南還覺得相當的奧秘，我想我應該有一個機遇，來將滿洲的真正的寫出來。” ［42］對西南處所景致的“發明”及“賦意”，也是作家和讀者協力從頭想象空間關系的經過歷程。
同時，西南作家也以“家鄉之眼”來看徙居之地的景致。端木蕻良這般回想歌曲《嘉陵江上》的創作經過歷程：“在這個時辰，不論一個流落者，在江邊獨行也好，在水上弄船也好，他自會應景生情，自會惹起鄉思來。同時，對嘉陵江也必定傾瀉密意：多么好的月亮，多么美的江水，多么綺麗的江山！內陸！多么宏偉的內陸！我的家鄉是不克不及掉往的，我們嘉陵江也不許敵騎踏進的……”［43］亡命者對松花江的情感也傾瀉于嘉陵江，無論家鄉仍是異鄉的景致都指向我們配合的江山和內陸。在此向度上，也可以重審西南作家群在周全抗戰迸發后不局限于西南題材的創作轉向及其意義，并不克不及用特性或群體性消散來簡略涵蓋。西南作家群浮現西南處所，一方面，在讀者心中將失守區歸入內陸空間；另一方面，西南作為配合體的一部門所號召出來的對于空間的感知，以及其所攜帶的抗戰意義，激活了作為全體的中國以及全體與各個處所之間的聯繫關係。正如端木蕻良在山西平易近族反動年夜學演講中所言，“從平津，從南洋，從江浙，從武漢，從長沙，從綏遠，從黃河兩岸”的全國各地優良的青年，從各角落一路，“走向了遠遠的風砂往”［44］，新的空間感使得調動全國各地一切氣力為抗戰辦事成為能夠。
蕭紅的《商市街》凡是被辨認為散文集，實在它也可以視作以悄吟/芹與郎華/蓓力為男女主人公的“一篇款式奇特的小說來解讀”［45］。那時有一則關于考據《商市街》作者的文壇新聞：
只需稍為留意文藝的人，悄吟這名字，大要并不生疏，他的散文寫得很出色，以一種特別的風格呈現在文壇，當他的童貞作《餓》在《文學》上頒發的時辰，惹起了良多人的留意，緣由那篇文章寫得很是活潑，而風格似乎比歐陽山還要來得特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氣力巧妙地抓住了讀者。（中略）
悄吟是誰？有人說，她即是“存亡場的作者，”田軍的太太，女作家蕭紅。［46］
此報道闡明那時上海的讀者沒有分開蕭紅及其成名作《存亡場》的既有印象，來自力懂得《商市街》。而恰是此一似乎與殖平易近侵犯、平易近族抗戰簡直有關的文本，卻能在上海讀者心中喚起與西南同胞的同情共感。每小我城市經過的事況的個人工作和愛情故事正產生在殖平易近都會哈爾濱，查封劇團、跟蹤青年的是japan(日本)憲兵，讀者天然會發生“無限的遠方，有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47］的感情認同。與《存亡場》《八月的村落》的直接沖擊分歧，《商市街》以潤物無聲的方法使得瀏覽者不知不覺卷進此中，那種無法言說的抓住讀者的“巧妙氣力”能夠正在于此。
對于西南作家來說，“家鄉”當然承載著思鄉和憂郁的情感，可是他們不是僅在這一層面長進行創作，家鄉與平易近族國度的感情連帶被放在首位。李輝英在《江山集》的“后記”中記敘了西南作家寫西南的緣由，既是由於題材熟習，更主要的是源自對國度平易近族的酷愛，“我小我和其余‘西南作家’們，全不缺乏愛平易近族愛國度的熱忱，自難免在遭受的‘九·一八’這個罕有的嚴重變故亡省掉家之后，愛好多寫些鐵蹄下家鄉水火倒懸的狀態，向遍地哀號求援了”［48］。蕭軍也談道：“‘西南’也并不是‘西南人’的‘西南’，而是整部中國人的‘西南’。”［49］ 另一方面，對于內陸讀者來說，借由西南作家的處所空間再造，“西南”成為文明符碼內嵌到讀者的感到構造之中，重塑了他們關于空間和配合體的想象。1936年6月21日，禮拜試驗小戲院在上海新光劇院公演夏衍的話劇《城市的一角》，由於臺詞中有一句“西南是中國的國土”［50］而被工部局在表演半途叫停。任鈞等關內詩人以《西南永遠是我們的》《西南是我們底》等為題創作了一系列詩歌作品，柯靈以此事務為原型創作了小說《未終場》，對禁演事務做出回應，同時也凸顯了“西南”及其所裹挾的奇特的空間意義。1936年張冷暉以西南亡命軍平易近的口氣創作的歌曲《松花江上》，成為抗戰時代全部中國人若何想象家園、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關係以及平易近族感情的配合象征。
結 論
西南作家在從家鄉到內陸的跨域活動中，將“中華平易近族”從抽象概念落實為詳細的、真正的的成分和感情認同，讀者借由西南作家作品取得了關于西南的認知，并在此基本上重構了時光、空間以及個別間關系的想象，使聚焦為反帝抗日的國族認同深刻人心。可是，我們仍需辨析西南作家群的文學實行所號召出來的國族意涵，與20世紀30年月以“平易近族主義文學活動”為代表的“平易近族文藝”之間的差別。與“平易近族主義文學家”分歧，西南作家在《夜哨》《國際協報》創作時代就構成了偏向于右翼的態度，亡命上海后他們又敏捷與提高文壇聯合，這都使得西南作家的寫作實行浮現出兼具平易近族抗爭和階層斗爭的雙重性，魯迅以為《八月的村落》“這書當然不容于滿洲帝國，但我看也是以當個人空間然不容于中華平易近國”［51］也印證了這一點。
西南作家群與右翼文學的關系值得探討，有學者在“古代文學——三十年月右翼文學——西南作家群”的延伸上會商西南作家群的文學史意義與地位［52］，但異樣應當逆向思慮，即西南作家群對右翼文學甚至古代文學的“加法”。西南亡命文學的發明性在于它為新文學帶來了更堅韌的平易近族內在，同時也經由過程介入進“國防文學”“平易近族反動戰鬥的民眾文學”的提出和論爭，將之復雜化和多元化，為右翼文學20世紀30年月中后期的轉型和成長供給了文學經歷和創作范式，進一個步驟激活了全平易近族抗戰敘事的基因，推進古代文學迎來了全新的格式。
注釋：
［1］拜見齊格蒙特·鮑曼《活動的古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版。
［2］拜見劉英《活動性研討：文學空間研討的新標的目的》，《本國文學研討》2020年第2期。
［3］田軍：《年夜連丸上》，《海燕》第1期，1936年1月20日。蕭軍所刻畫的內陸認識廣泛地呈現在西南亡命作家身上。如舒群表達過類似的心靈感觸感染：“我忍耐舞蹈教室快有兩年的亡國的苦楚，當海輪駛進了內陸內海港，我踏上了內陸的地盤的時辰，我是該如何地歡樂啊！我想抱住一枝街樹，一塊年夜石……甚至嬰兒，或是生疏的姑娘，我要傾訴一下我一切的記憶！”見舒群《記憶中“九一八”的周年日》，《西方文藝》第2卷第1期，1936年10月25日；孫陵也曾回想：“我將身材投進煙臺海岸的第一個步驟，我覺一種受盡了磨難的孩子投身到母親的懷抱中，撫慰並且幸福，迷戀並且激動了。”見孫陵《從西南來》，第128頁，火線出書社1940年版。
［4］三郎（蕭軍）：《櫻花》，《文學》第4卷第5號，1935年5月1日。
［5］陳序宗：《內陸》，《西南年夜黌舍刊》（新年號）第6卷第11期，1935年1月1日。
［6］劉東：《跨域·“越軌”·詮釋——重讀〈存亡場〉》，《文學評論》2020年第3期。
［7］胡風：《存亡場讀后記》，《漫畫與生涯》第1卷第2期，1935年12月20日。
［8］［23］［24］［25］［26］［27］蕭紅：《存亡場》，第164頁、第163頁，第8頁、第124頁，第140頁、第148頁、第150頁，第137頁，第155頁、第162頁，第208—209頁，上海容光書局1936年5月重版。
［9］端木蕻良：《年夜江·后記》，第363頁，良朋回復圖書印刷公司1944年版。
［10］［11］田軍：《八月的村落》，第191—196頁，第193頁，上海容光書局1936年3月第三版。
［12］［28］力生：《先容〈存亡場〉》，《婦女生涯》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16日。
［13］徐綠：《讀〈西南作家近作集〉》，《火把》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1日。
［14］如胡風以為《存亡場》寫出了“真正的的受難的中國農人，是真正的的野生的奮起”，見胡風《存亡場讀后記》。承彥在《〈存亡場〉讀后》中稱“這些題目都不是我們‘關內’人能想象得出的；但是我們對它都很關懷，很盼望獲得詳細的答復或現實的陳述。”見承彥《〈存亡場〉讀后記》，《中先生文藝季刊》第2卷第2期，1936年6月30日。胡喬木指出《八月的村落》“這本書使我們看到了在滿洲的反動戰鬥的真正的丹青”，見喬木：《八月的村落》，轉引自《1931—1945西南抗日文學年夜系》第5卷·評論，本卷主編顏同林，第51頁，黑龍江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原刊于《時勢新報》副刊《每周文學》1936年2月25日，第4版。
［15］戲劇《內陸》1936年9月9日到9月12日在上海卡爾登劇院首演，激發不雅影高潮。據筆者不完整統計，《至公報》《片子·戲劇月刊》等十幾種刊物登載了近百則市場行銷、劇照、影評，對《內陸》的演出、演員、不雅影感觸感染等停止報道和評論，成為繼《雷雨》后又一顫動性演劇。
［16］雪：《“中旅”及〈內陸〉》，《消息報本埠附刊》1936年9月9日，第5版。
［17］爾音：《看〈內陸〉別記》，《平易近報》1936年9月16日，第9版。這里省略的星號筆者以為應是指西南。
［18］馮友蘭：《教青年熟悉內陸》，《申報》1937年5月3日，第7版。后重刊于《月報》《更生》《青年之友》《怨言月刊》《先生生涯》《公教周刊》等多個刊物，影響普遍。
［19］黃道炫在《戰時中公民眾的平易近族認識》一文中考核了近代以來平易近族不雅念的分散趨向，他以“平易近族”一詞為例，在那時最有影響力之一的報紙《申報》中全文檢索，1911年年末之前，可檢索出到的條目共243條，1925年“平易近族”一詞一年的應用頻率為502條，1936年這一數據增添到1507條。從此數據可知跟著平易近族危機的加深，“平易近族”的概念逐步被普遍地應用和接收。拜見黃道炫《戰時中公民眾的平易近族認識》，《史學月刊》2018年第5期。
［20］秣陵生：《“國度”的熟悉》，《至公報》1931年9月26日，第9版。
［21］最火線旬刊社：《“九一八”與中華平易近族回復活動》，《“九一八”八周年事念結合特刊》1939年9月18日。
［22］拜見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平易近族”不雅念研討》，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
［29］羅烽：《巨大的留念碑》，《西方文藝》第2卷第1期，1936年10月25日。
［30］白朗：《失守前后》，《西南作家近作集》，《光亮》第1卷第7號附錄，第97頁，上海生涯書店1936年版。
［31］穆木天：《七年的亡命》，《戰歌》第1卷第2期，1938年9月20日。
［32］白黑：《十年的日子》，《詩三章》，《反撲》第10卷第3期，1941年9月。
［33］石光：《我們苦斗九年了》，《反撲》第9卷第2期，1940年9月16日。
［34］蕭紅：《寄西南亡命者》，《至公報》（漢口）1938年9月18日，第6版。
［35］拜見李松睿《書寫“我鄉我土”——處所性與20世紀40年月中國小說》，上海國民出書社2016年版。
［36］愛德華·W. 薩義德：《文明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第321頁，三聯書店2003年版。
［37］傅斯年：《西南史綱·卷首引語》第一卷，第1頁，國立中心研討院汗青說話研討所1932年版。
［38］華企云：《中國邊境》，第6頁，新亞細亞學會出書科1933年版。
［39］《發刊詞》，《禹貢》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
［40］瑪麗·路易斯·普拉特：《帝國之眼：觀光書寫與文明互化》，方杰、方宸譯，第262頁，譯林出書社2017年版。
［41］端木蕻良：《柳條邊外》，《江熏風景》，第69頁，年夜時期書局1940年版。
［42］孫陵：《〈邊聲〉后記——為什么我要寫邊聲》，《光亮》第3卷第4號，1937年7月25日。
［43］端木蕻良：《嘉陵江上》，《端木蕻良文集》第7卷，第116頁，北京出書社2009年版。
［44］端木蕻良：《寄平易近族反動年夜學同窗》，《七月》（漢口）第3卷第3期，1938年6月1日。
［45］劉曉麗：《蕭紅作品與抗戰文學》，《重慶師范年夜學學報》（社會迷信版）2019年第5期。
［46］《存亡場的作者女作家蕭紅聽說便是悄吟》，《鐵報》1936年5月3日，第2版。
［47］魯迅：《“這也是生涯”……》，《魯迅選集》第6卷，第624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
［48］李輝英：《〈江山集〉后記》（下），《立報》1937年5月13日，第2版。
［49］蕭軍：《第幾個九一八了？》，《文藝后防》第7期，1938年9月10日。
［50］在夏衍《城市的一角》中的原句為“我國地年夜物博，泥土富饒……”，“西南以東三省接俄國東海濱省，及日領朝鮮……”。拜見徐佩韋（夏衍）《城市的一角》，《文學》第5卷第6號，1935年12月1日。依據那時報紙報導中對于演劇現場的回想，表演時的臺詞或改成了“西南是中國的國土”。拜見封禾子《一幕團體表演——由於西南是我們的國土話劇竟不克不及演出了》，《立報》1936年6月25日，第3版。
［51］魯迅：《八月的村落·序文》，第4頁，上海容光書局1936年3月第三版。
［52］王富仁：《三十年月右翼文學·西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一）（之二），《文藝爭叫》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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